犯罪人群的范围开始从主要是极贫困层和有前科者的一些社会性的落伍者们扩大到了曾经一度过着平凡人生的人群。
22日在首尔汝矣岛正中间，利用凶器刺伤4名无辜群众的金某（30）正好反映了“反面乌托邦式的韩国”的样貌。
金某2001年在江原道的某大学入学之后因无法适应而退学。
2004年从军队退伍之后与家人断了联系，独自工作。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联系那些无法支付费用的顾客，追讨拖延的金额。
在公司获得了一定的认可2009年10月进入了A信用评价，负责债券主审业务，3个月内就升到了副组长职位。
但是悲剧就是从这里发生的。由过多的业务引发的实力下降，周边的批判等使得金某感到了无限的压迫感，最后不到1年就辞职了。决定要过上更好的生活，到了其他公司就职，但是也同样未能像预想的一样顺利，之后再次辞职。
但是碰巧面临经济不景气连就业都很困难，外加上又烙下了信用不良的烙印。在月租20万的考试院每天只吃1餐来度日，他的挫败感渐渐地变成了愤怒。“为什么只有我要承受这些”很愤愤不平，他对之前在职场上刁难自己的6名同事做了杀人计划，并且试图实行。
◆ 不景气时增加的强力犯罪
经济不景气和竞争不断激烈，个人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但是社会安全网没能充分地发挥其作用，群众的不满和愤怒与日俱增。处于恶劣环境下的个人无法向谁或去何处求得安慰的现象也同时剧增。无法找到发泄途径的人们变得越来越极端，认为对他人施行暴力就能“把问题解决”，这类情况使得整个社会陷入病态。
根据统计可以确定这类现象。实质经济增长率去年达到3.6%，比2006年（5.2%）大幅下降。不景气的余波使得强力犯罪和自杀数一桩接连一桩地发生。在同一时期内一些杀人，性暴力等5大强力犯罪事件从48万9575上升到61万8631起，涨幅达到27%。每10万名人群中自杀人数在2001年达到31.2名，成为OECD第一名。
国民的精神健康情况也逐渐变坏。保健福祉部每隔5年实行的“精神疾病实态调查结果（满18~64岁）”显示，曾经有过精神疾病史的患者（烟酒原因除外）从2006年的12.6%上涨到去年的14.4%。高丽大学社会科学教授尹任真（音）表示：“经济上整体恶化，这也导致了心理上的不安。这些人群开始施行犯罪使得家人、朋友、共同体等融合在一起的社会安全网和连带感遭到崩溃。”
◆ “需要安慰的空间”
专家们表示，在无法避免压力的现代社会中，需要创造给个人提供安慰的地方，社会性的安全网也需要强化。也有意见表示，与治疗的扩散一起，对于以极端的犯罪形态来表示压力的行为需要整个社会都形成不法原谅的氛围。
首尔大心理学教授郭金柱(音)表示：“在极端的竞争性社会中，人们很容易失去安全感，能够提供治疗和保护的地方应该围绕在身边。”
警察大教授李雄赫了（音）表示：“韩国在精神、保健方面的基础建设还非常薄弱。现在正是要考虑将对于精神性治疗和经济上的支援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尹任真教授表示：“需要表现出不论动机如何只要犯下罪行就要接受强烈处罚的社会性意识。”
6月政府也认识到了精神健康问题的严重性，并且首次发布了“增进精神健康综合对策”。对策中包含了缩小关于精神病患者的概念，对于单纯的精神病科咨询不归类于精神病患者的内容。福祉部精神健康政策科长李钟圭（音）表示：“把被认为是厌恶设施的精神病院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精神健康的空间把有前科者的精神健康与司法机关联合起来等长期性的政策正在准备中。”
■ <用语整理>
反面乌托邦：古希腊语的“Dys”和“topia”的合成词，意为“坏的场所”。是乌托邦的反义词。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68年在下院演说中首次使用由此出现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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