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的‘士农工商’顺序经过1970年代的出口主导型工业化后，工商被排到了农的前面，这个可以被认为是简略描述了我国经济发展50年历史的关键词。”
首尔大学名誉教授（POSCO战略大学客座教授）韩国经济论大家——宋秉乐认为5•16军事政变50周年的现在韩国经济发展，归功于出口工业化而不是其他。1960~70年代的工业化道路虽然很生疏，但是政府击败了那些反对的呼声，积极推进工业化的进程，所以才会有现在的经济大国韩国。
宋教授在15日接受每日经济的采访时说，我国在短短半个世纪内能够成长为经济大国，可以总结出三个基本因素和五个主要决定性因素。
首先，三个基本因素为：市场经济体制、高教育热、政治安定。
宋教授说道：“北朝鲜为共产主义，而我们恰恰相反采取了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最重要的。高涨的国民教育热以及政府同时进行的国民经济教育等，为人力资本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政治的安定也是个不能被忽略的基本经济发展因素。”
他还补充道：“韩国、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在1960~70年代的经济发展形成的主要原因中共同的因素都是政治的安定。”“日本有自民党，新加坡有李光耀总理，台湾有蒋介石政权，香港有英国的委托政治，这些都形成了政治安定，于是产生了经济发展。”
宋教授在这些基本构架上提出了政府主导型经济政策，民间的卓越经营能力，半导体、造船、汽车等战略业种的选定，出口市场的活跃，技术力的增大五个形成如今韩国经济的主要决定性因素。
宋教授认为韩国经济走上发展轨道的时候是“1960年”。他说：“1962年第一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提出后，第二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就达到了100美元。”“统计显示，1964年我们赶上了北朝鲜，从那时候开始，邀请世界专家来修改汇率、利息率等与经济相关的制度。”
对此，他强调了朴正熙前总统的政府“即使不说是民主主义国家，也要认可作出了从农经社会向工业国家发展的作用”。他说明道：“当时，提出要放弃农经社会向工业方向发展，之后不是以内需而是以输出作为中心的政策，反对的声音很大。”“但是朴政权坚持制定了出口主导型工业化的战略并推行，从64年1亿美元的出口额到现在的5000亿美元的经济奇迹。”
不过，他建议道，现在的政府领导要与之前的朴政权有所不同。他说：“手机、半导体的发展不是政府引领的，而是企业们的功劳。”“在全球市场舞台上作出贡献与努力的他们，政府应该为了他们建立基础设施进行支援。”
对于以后的韩国经济发展模型，他说道：“从企业的情况来看，经济环境强调提高灵活的技术变化，这个应该引起注意。”“政府不仅要和周围的四个强国，而且要推进与资源富国合作，通过自由贸易协议（FTA）积极扩大出口。”
最近外国政府开始学习所谓“政策韩流”的韩国政策实例，提出应该多多从我们的过去来总结经验。他强调说：“从农经社会到工业与出口主导型经济体制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充满了好奇。”“除了我们的出口产业化战略，还有我们国民的热情、灵活性与创意。”
他还提出韩国人不能忘记一些必须克服的问题。他说：“从物质不足的困扰中脱离的我们，要开始重视精神的富饶。”“即使是在市场经济下，但是比起我自己过得好，更要学会考虑他人，还要注意节约的品格，解决贫富差异也是一大课题。”
